关于禹定九州，近百年来学术界一直有所争议。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的“九州说”是战国时才有，夏有九州之说完全是后人对大禹治水的附会。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《尚书》、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等史学权威着作，对禹定九州之事都言之凿凿，不可能是后人虚构，禹定九州当为史实。孰是孰非，难成定论。因本篇是以介绍帝王为主，权且以古史为准。
传说禹建九州是以洛水出书载有“洪范九畴”为依据，其目的就是为了便于天子的统治。他在每个州设立一名主管军政的领导人，称作牧。九州设九牧，牡是每个州的最高领导人。
姒禹执政后，首先设立了一些新的权力机构。设立三正（天、地、人）六卿（冢宰、司徒、宗伯、司马、司寇、司空），使国家的政务有了明确的分工。三正也就是远古时代的三公，其权力仅次于帝王，相当于现在的*****、********、政治协商会主席。六卿是各部门的最高领导，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下属各部的部长。
其次是正式组建常规的专业武装力量，随时准备征伐那些“不享不通不道无道之民”。在夏王朝以前，国家平时是不设军队的，只有在外敌入侵时和国内出现动乱时才临时组建军队。这种临时组建的军队，人员参差不齐，由于缺乏基本的作战常识和打斗技巧，战斗力很差。姒禹总结了历史的经验，首次建立起专业化的正规军队，平时训练，战时出征，有效地打击了外敌的入侵和国内的叛乱。
第三，建立法律法规，进一步加强帝王的政治权力。史书上记载：“夏有乱政，而作禹刑”（《左传，昭公六年》），“皋陶乃立狱制罪，悬赏设罚，异是非，明好恶，检奸邪，肖佚礼，民知畏法”（《新语，道基》）。皋陶是狱官之长，可见夏朝不仅有了刑法，而且已经设置了监狱。
第四，姒禹建立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纳税制度，叫做“贡”。孟子在《孟子，滕文公上》篇中说：“夏后氏五十而贡”。司马迁在《史记，夏本纪》中也说：“至虞、夏时，贡赋备矣”。可见，征收赋税已经是夏王朝的统治者积累财富的重要手段。
第五，姒禹还发明了我国最早的金币，“禹以历山之金铸造币”（《管子，山权数》）。当时所说的金，就是现在的铜。《史记，封禅书》云：“禹收九牧之金，铸造九鼎。”说明当时已经有了铸铜手工业。
建立军队，制定法律，设置政权机构，实行征税制度，制造货币，这一切都证明：夏王朝已经不再是以前的部落联盟体，而是过渡成为新兴的奴隶制国家。
姒禹执政时期，我国的手工业生产已经很发达，木器、石器、骨器、陶器、青铜器等都有了专门的作坊。此时的陶器生产已经有了多种类型，《韩非子，十过》中说：“禹作祭器，黑漆其外，而朱画其内”，我国考古出土的夏代文物也证明了这一点。如洛阳东干沟出土的陶瓷、陕西七里铺出土的陶鼎、偃师二里头出土的青铜爵，工艺水平都十分先进。
夏禹政权对社会制度进行了全面改革，把人类分为三等，一等为贵族，二等为自由民，三等为奴隶。姒禹以武力征服反叛他的部族，把战败部落的俘虏降为奴隶，让奴隶带着锁链为贵族劳动。各部落惧怕他，都主动献出许多黄金（铜）给他。姒禹把搜刮上来的铜铸造成九鼎，摆放在朝中，以显示权势的威力。
中国历代史家对夏禹多有赞美之辞，很少不恭之语，唯有《吕氏春秋？当务篇》上说：“舜有不孝之行，禹有湎之意”，又说“禹以贪位之意”。伯成子高是位很有名气的诸侯，历经尧、舜、禹三代帝王，姒禹即位后不久，伯成子高便辞去了诸侯之职，回家种田去了。姒禹觉得很奇怪，便亲自到他住的村子去看望他，向他质问：“尧和舜在位时你肯立为诸侯，为什么轮到我执政你就辞职呢？”伯成子高说：“尧舜之时，民心朴实，没有奖赏和刑罚，大家都任劳任怨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没有争名夺利的坏风气。而今大王为政，重赏赐，多刑罚，人人变得唯利是图，见利忘义，道德从此沦丧，天下将会大乱了，我还有何脸面去为官呢！”（《吕氏春秋，长利》）从这则故事我们不难看出，当时新旧两种观念的斗争相当激烈。一些保守的贵族部落首领为了抗议拟禹推行的新政，宁肯放弃手中的权力，也不愿向他俯首称臣。
关于姒禹在位执政的年数，史书上说法不一，有说四十五年的，有说七年的，有说十年的。有人据此就武断地认为姒禹的在位年不可信。其实这种观点是错误的，是没有搞清楚当时的历史状况。事实上禹的在位年很准确，四十五年、十年、七年，三种说法都对。为什么呢？毛病主要出在写史人的观点上，因为写史人的观点不同，他们笔下的夏禹称王的时间也就不同了。四十五年之说是从虞舜二十三年（前2105）姒禹代行天子之事时算起的，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，姒禹代行天子之事就已经是行使帝权了，因此他的在位年应该从虞舜二十三年算起，这样就成了四十五年。十年之说是从姒禹正式即位算起的，这是准确无误的。而儒家学者为了宣扬姒禹的忠孝，从十年中扣除了三年为舜帝守丧的时间，所以才有了七年之说。其实这种所谓的三年丧期是极其荒谬的，难道这三年时间天下就没有帝王了吗！因此，本书仍以姒禹在位执政十年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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